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一共有57位将领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是为了夸奖他们在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
这批开国上将里，张爱萍算是个性子特别有特点的一个，这主要是因为评价他性格的人都是些不同寻常的人物。
毛主席给他的评价是：“这人爱挑战权威！”叶剑英也曾讲过：“他啊，到处都是棱角！”
这两句评价出自新中国极具分量的人物之口，因此能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张爱萍的性格特点和品质。
张爱萍说自己这辈子有“四个不怕”：不怕老天爷安排，不怕大人物压头，不怕圣人的话束缚，不怕权贵势力。
他这个人特别有性格，就算是自己有理，也敢直接跟上级领导对着来。
没错，他确实因为这事儿付出了不少。
那时候，和陈赓一起搭档的他，事后乐呵呵地说：“恭喜你升官啦，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张干事了。”
【不畏权势敢于“犯上”】
1935年9月份，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走到了甘肃南部的俄界，那里开了个会。会上大家商量好，要把准备往北走的红军队伍改名叫陕甘支队。这个支队下面分为三个纵队，然后每个纵队下面又有好几个大队。
这时候，张爱萍是第十三大队的政委，大队长则是陈赓，他们俩都属于彭德怀司令领导的第二纵队。
后来，十三大队被划到了一纵队的麾下，那时候一纵队的头儿是林彪。
没过几天，一纵队要开个干部大会，十三大队的人早早地就到了，比规定时间还快了5分钟。
不过，开会时负责的那个领导指出了十三大队来晚了的问题，还强调说，三军团那种慢吞吞的习惯绝对不能带到一军团这边来。
那时候，第一纵队其实是由原来的红一军团重新组建的，第二纵队呢，则是由红三军团转变过来的。
张爱萍和陈赓两个人都感到非常吃惊。
会议结束后，张爱萍直接去找了那位领导，开口就问：“我们不是比会议通知的时间还提前了5分钟到吗？咋就说我们迟到了呢？”
对方回应道：你们这支队伍，比其他队伍都来得迟了一些。
张爱萍马上回应说，咱们得讲个明白，到底是按正式通知的时间来，还是照着其他部队啥时候到的来算？为啥不让人早点到呢？
接着他开口讲道：有啥问题就直接指出来，别瞎编乱造。别借着问题说事儿，也别护着自己排挤外人，这可不是咱们组织的行事风格。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
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火冒三丈地训了他一顿：你咋能跟上级对着干呢！被说几句又能咋的？
之后，队伍继续一路往北冲。
那天晚上，之前被张爱萍反驳过的纵队头头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让他去纵队政治部干统计的活儿，说的是要给政治部加强力量。
张爱萍立刻回应道，想撤就撤吧，没问题！
陈赓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恭喜啦，你升官了，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张干事了。”
接着他觉得，张爱萍其实没必要去。
但张爱萍的犟脾气犯了：走，我倒要瞧瞧他能拿我咋样。
第二天，他二话不说，没等交接的人来，直接就奔着一纵政治部去了，办理了报到手续。
那时候，一纵政治部的罗荣桓、谭政这些老朋友都跟张爱萍挺熟的，他们都很照顾他。大家说，这次他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放松放松了。
这是张爱萍一生中众多不畏上级、敢于直言举动的一个真实例子。
1936年夏天刚开始那会儿，张爱萍已经是中央军委骑兵团的政委，还临时管着团长的活儿，他正带着全团的人马，往中共中央呆的瓦窑堡赶路呢。
之前呢，他带着这支特别能打仗的骑兵队伍，在盐池、定边、靖边还有榆林这些地方赢了不少仗。这回，是因为军委下了命令，让他们回瓦窑堡去休整一下。
士兵们一听，气得不行，都抢着要上战场打仗。
瞧着战士们一个个都跃跃欲试，张爱萍二话不说，立刻就下令追击。
骑兵队伍的移动速度那可是真快，不过因为敌人老早就走了，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劲才赶上。
没错，那场后来的打斗很快就搞定了，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完事儿了。
他们打败了部分敌军，并且抓住了40多个俘虏。
可没想到的是，队伍在往回走的时候，竟然被敌人给偷袭了，张爱萍在打斗中腿部受了伤。
张爱萍心里挺不是滋味，原本呢，“打了胜仗，好回去向毛主席报喜”这可是队伍里喊得响亮的标语。
然而，在赢得一场胜利之后，我们却犯了个错误，打了场本不该输的仗，结果部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这样，我还有啥脸去见毛主席呢？
这时候，他刚好撞见一位上司拿他开玩笑：“平时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次咋就栽跟头了呢？”
张爱萍听到这话，火冒三丈，实在受不了这讽刺，立马顶了回去：“打仗嘛，输赢都很正常。”
这话原本是随口一说的气愤之言，没想到还真让毛主席给知道了。
过了两天，张爱萍收到了消息，说是毛主席想见他一面。
毛主席瞧见张爱萍走进来，直接开口问道：“咋回事，我听说你还在念叨那句‘打仗输赢，兵家常事'？”话语虽轻，但挺严肃。
张爱萍赶紧澄清道：“那句话是我一时生气说的。”
“你说的是气头上的话吧？我看啊，你还是没吸取教训，也没真心认错呢。”毛主席的话语依旧十分严厉。
接着，毛主席示意他坐下，然后语气变得温和了些：“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话不假，但你身为指挥员，可不能拿这话当挡箭牌啊。”
然后，毛主席仔细地了解了部队的现状，到最后，他问起了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张爱萍，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需求。张爱萍说自己想去红军大学深造。
“行嘞！”毛主席乐呵呵地讲，随即抄起笔，给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写了封信。
他对张爱萍说：“接住这个，我负责介绍你入学。”
揣着毛主席亲手写的信，张爱萍从窑洞里走出来，心里头那个痛快，别提多舒畅了。
刚才心里的那点憋屈，还有这几天一直烦心的事儿，突然间就全都没了，忘得一干二净。
1936年6月初的一天，红军大学迎来了它的开学大日子，毛主席穿着件淡灰的军服，在典礼现场给大家伙儿讲了几句话。
他把这次的学习经历看作是“去山上求师学艺”，等自己能力提升了，就要“下山去帮助世人”。
他盼着大家能把握住这次机遇，踏踏实实去学习，钻研一些问题，确保自己能有真才实学，收获满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在特别忙的时候，还特意抽时间和张爱萍聊了聊。那时候，张爱萍已经从学生变成了老师。
毛主席派他到上海秘密执行任务，让他当上了浙江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
张爱萍重任在肩，路上即兴写了一首诗。诗里头说，“傍晚时分接急令，快步向前见主席”，这描绘了他当时接令的紧张场景。他还写道，“打算敌后建基地，军民联手打游击，就在淞沪那城郊”，这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打算和期望。
在接下来的八年抗战岁月里，他巧妙地运用了毛主席的那些打仗策略和方法，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四度让职真豪杰】
要是说张爱萍不怕有权有势的人，表现出了他的硬气，那他不在乎功名利益，好几次主动让出职位，就更凸显了他身为共产党人的那份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1932年刚开始没多久，张爱萍就被选上当了共青团中央少先队的大队副队长，还一并管起了总训练部的事情。
他直接向团中央书记顾作霖提出申请，说自己只想干总训练部部长这个职位，副总队长的位子就不争了。
顾作霖心里直犯嘀咕，不明白他为啥要拒绝当那个副总队长的位子。
张爱萍直接问他：“你主要是管这两个职务里的哪一个呢？”
顾作霖稍微思考了下，回答道：“我就是管总训练部部长那些事情的。”
张爱萍讲道：“这样就妥了，我只管那些真正要我负责的事儿。那些只是个名头，不用我实打实去干的工作，我可不接手。”
仔细琢磨了一番后，顾作霖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时候，张爱萍琢磨出了一个“1933年少先队野外训练计划”，然后提交给了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管武装动员的部长罗荣桓。
罗荣桓瞧见了，立马点头称赞：“这法子真不错！”
那次野营训练活动，一下子就让2500多人得到了锻炼。之后，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对这事儿赞不绝口，评价相当高。
全面战争打响后，张爱萍挑起了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的大梁，他张罗起沪杭宁一带的抗日游击战斗。后来，他又转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跑到津浦路东边去，着手建立敌后的根据地。
皖南出了那档子事后，张爱萍就被派去当新四军第三师九旅的头儿了。
他把九旅训练得能够跟主力战斗部队一较高下，赢得了刘少奇等众多中央领导的多次好评。
九旅一路疾行的时候，津浦铁路西边的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带领的队伍，却陷入了国民党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些大军包括汤恩伯、王仲廉、李品仙、韩德勤等人领导的部队。
彭雪枫带着队伍，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好不容易才挪到了皖东北。
彭雪枫一见到张爱萍，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一路躲难，没想到最后躲到你这儿了。”
那时候，第四师真是吃了大亏，人员损失惨重。在后来的反思会上，有人提出要问问师长兼政委彭雪枫，觉得他是不是该负点责任。
之后，中央军委在8月11号那天，决定让邓子恢来担任新四军第四师的政委。
接着，华中局做出新安排，让张爱萍来当第四师的师长，而彭雪枫则被调到军部去任职。
张爱萍一听这命令，心里直觉得对彭雪枫太冤枉了。
他觉得，“雪枫同志那可是打过无数硬仗的红军老将，既有本事，人品又好，得全方位地看待他的贡献和失误”，再说“这时候把他换掉，对四师的整顿工作可没啥好处”。
他提议邓子恢，把这事儿跟刘少奇、陈毅说一声，让他们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决定。
最终，刘和陈听从了张爱萍的建议，决定让彭雪枫继续担当第四师的师长，而张爱萍自己呢，还是留在第三师九旅当旅长。
1944年9月，彭雪枫不幸离世后，张爱萍接过了第四师师长以及淮北军区司令员的担子。
1952年刚开始，张爱萍就当上了华东军区还有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他挑起了军区工作的大梁。
第二年夏天七月时，张爱萍跟着陈毅去了北京，给毛主席讲了一下军队的情况。
和毛主席聊过天后，他便让这些人去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更大范围的会议。
那天晚上，陈毅喊来了张爱萍，告诉他彭德怀有个打算，说是想把各大军区的参谋长都升成副司令员，还得兼着参谋长，另外，政治部主任也要提成副政治委员，同样兼着政治部主任的职位。
张爱萍说，他不当这个副司令的职位，因为他感觉这只是个虚名，没啥实际意义。
他提议，为了让军区更有力量，可以把山东军区的头儿许世友调过来当副司令。
陈毅讲道：“调人过来当然没问题啦。你也可以做这个副司令嘛，同时还兼任参谋长，这样工作起来会更顺手。”
张爱萍讲道：“我老是觉得，光挂个名头没啥实际意思，还不如专心致志地把参谋长的工作干出色。”
陈毅没再多言。等中央政治局那个扩大会议一完事儿，在要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张爱萍接到了陈毅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头说：“军委那边已经拍板了，许世友要调过来，你呢，也给个副司令员的位子。”
张爱萍直接道：“这事儿没必要再提了。”
陈毅讲道：“要不咱们直接给彭老总打个电话问问吧。”
张爱萍立马给负责中央军委日常运作的彭德怀通了电话，跟他讲了自己的看法。
彭德怀琢磨了一阵，开口道：“你要真这么执着，那就按你说的办吧，反正其他军区的参谋长也都同时担着副司令员的职务呢。”
张爱萍讲道：“我才懒得管他们咋样呢，只要别让我背上个空头衔就行。”
那时候，六大军区里头，张爱萍是唯一一个没同时当副司令员的参谋长。
【偶遇“冤家”，喜结良缘】
张爱萍是个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将领，写诗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他在打仗那会儿，还迷上了拍照。
打那以后，张爱萍就始终没放下过相机，拍下了大堆有历史价值的照片。
张爱萍将军拍照时，主要喜欢捕捉人的风采，他很少会去拍那些风景啊、花草啥的静物。
不过，在他那为数不多的静物照片里头，有好几张都是捕捉的兰花绽放的瞬间。
张爱萍特别喜欢拍兰花，这不仅仅是因为兰花被誉为“山谷中的美女”，更重要的是，他想通过拍兰花来表达对妻子李又兰那份深深的爱和赞美。
李又兰是张爱萍的妻子，她来自浙江的一个大家族，始终热心投身于抗战事业中。
1938年刚开始那会儿，她和十几个来自浙江的同学，一块儿跑到八路军的武汉办公地方，想找周恩来副主席聊聊，说是想去延安的抗大上学，参加抗日。
那时候，正好是张爱萍在当值做参谋，他跟那些学生说，自己能给他们帮忙。但那些学生倔得很，就是不肯走，非得等到大半夜，周恩来出现了，他们才肯罢休。
后来在延安的时候，张爱萍和李又兰聊着聊着，突然意识到，李又兰竟然是当年那个“让人头疼的十几个学生里头的一个”，而另外一个，则是“那晚值班的那个参谋”。
这就像“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俩笑得合不拢嘴，难怪一见面就那么投缘。
说起来，张爱萍第一次注意到李又兰，是在1942年1月底的华中局党委那个大型会议上。
张爱萍，他是新四军第三师的副师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会议记录的工作，则是由李又兰来负责的。
会议上，刘少奇让张爱萍说说第九旅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张爱萍虽然觉得这事儿挺突然的，但他很快就捋顺了思路，实话实说，一点没拐弯抹角地来了段即兴讲话。
第二天，李又兰举止得体地交给他一份文件，告诉他：“这是你昨天的发言稿，麻烦你瞅瞅，有啥要改或者要加的，直接在边上写一下就行。”
这份字迹娟秀、排版整齐的文件，一下子就吸引了张爱萍的眼球。
他一看，整篇文章写得整整齐齐，规范得很，就连标点符号都弄得明明白白，而且完全记录了他的讲话内容。这让张爱萍心里头那个激动啊，就像是特别想早点认识韩荆州那种感觉。
后来，张爱萍得知那个叫李又兰的女孩特别有才华。她不仅会写文章，还能上台表演，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更厉害的是，她速记的本领超强。
张爱萍觉得这就是他一辈子都离不开的“灵魂伴侣”，而李又兰也特别看重张爱萍身上那种文人武将的气质。
所以每次他邀请我，我都会很高兴地答应，跟他在一块儿特别轻松自在，我们之间总有聊不完的天儿。
有一次，李又兰身体不舒服，整个人直打哆嗦，脑袋也晕乎乎的。
一觉醒来，她瞧见枕头旁边搁着一包药，旁边还有张纸条，写着：“这些是治感冒退烧的药，记得按时吃，希望快点好起来。艾平留。”
瞧着张爱萍那份体贴，李又兰心里头热乎乎的。
不过，这俩人心意相通，但中间却像隔了层啥：李又兰以前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遗孀，项英已经牺牲了。
所以新四军里不少人心里头不太乐意李又兰嫁给从八路军转过来的张爱萍，他们还直接把张爱萍给李又兰写的十多封信给扣下了。
张爱萍可没工夫管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1942年8月8号黄昏时分，他揣着陈毅代理军长给的特别批准书，就把李又兰给叫出来了。
就在树林边上，月光皎洁之下，张爱萍满心欢喜地对李又兰讲：“要不咱俩今儿就把婚给结了吧！”
“是今天吗？”李又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咋回事，非得挑个啥大吉大利的日子吗？咱们心里乐意的，那就是美日子了。
琢磨了一会儿，张爱萍开口讲道：“陈军长不光在我的结婚报告上签字同意了，还专门送了我一支崭新的派克笔留念呢！”
这对恋人最后紧紧抱在了一起。
第二天早上，李又兰拿起针，在陈毅给的那支闪亮的派克金笔上，工工整整地刻下了一个“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别在了张爱萍的衣袋上。
打仗那会儿，他们聚少离多，结婚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想念和等待里熬过来的。
战争带来了残酷的现实，张爱萍在战场上头部受了伤。
李又兰火速奔赴战场，她二话不说，直接带着张爱萍去了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
从苏北一路去大连，路上山高水长，敌人特别多，一不小心就可能碰到危险。
李又兰得照料她那受了伤的爱人，同时还要管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儿子张胜，心里头一直提着劲儿，不敢放松。
有时候累得不行，就直接在长凳子上眯上一小会儿。
她怕小宝宝到处爬会摔着，就找来了绑腿的带子，一端绑在孩子的脚踝上，另一端牢牢地拴在了凳子的腿上。
小孩要是爬远了，或者有其他啥动静，她就会醒过来。
在大连休养那会儿，他们俩总算是过上了一段平静又美满的日子。
张爱萍和李又兰不光在政治上有共同的追求，而且因为感情特别好，慢慢地在兴趣爱好上也变得特别合拍。
他们俩经常一起读一本书，一个人朗读，另一个人倾听；也总是一起在一张纸上写字，要么是你执笔我跟着写，要么是你出上联我对下联，字迹还特别像，简直分辨不出来。
平时，将军把刻印章、练习书法当成自己的“身体锻炼任务”。
他觉得，书法不光是让人赏心悦目的艺术，还是一种锻炼方式。
张爱萍很擅长书法，特别是行草，他的书法技艺虽然比不上那些专业书法家那么规矩严谨，但却非常洒脱自如，笔势流畅灵动，透露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文化内涵。
当有人夸他书法写得好时，他总会笑着自嘲一番，说：“我这不过是乱涂乱画，像鬼在桃符上留的记号。”
张爱萍住在一个离后什刹海不远的小院子里，那院子是用青砖盖的平房。院子外面有条大概一百米长的斜街，整天车来马往，热闹非凡，噪音不断。
领导打算给他换个住的地方，但张爱萍都一一回绝了，他说，自己就想踏踏实实地当个普通人。
到了2003年，那位将军在93岁的时候安详离世，在这之前，他一直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没挪过窝。
张胜，张爱萍的儿子，他觉得他爸是个性情刚硬的人，直来直去，心里不藏事儿，还有点孤高清高。而且，他还是个心怀纯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大家常说，“纯真”这两个字，真的是把那种感觉描绘得活灵活现。
胡树民回忆张爱萍将军，跨越祖国的大江南北，这篇文章发表于2021年的第9期。
叶介甫讲述张爱萍：心中诗意炽热如火，彰显世纪风采，2020年第1期刊登。